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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封建制度的终结,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。特别要提的一点是,从1919年起,由于“五四”思潮影响,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。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,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,甚至于“海归派”。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,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,以富国强民为己任,走实业救国的路线。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,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,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。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,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,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。
每当提起这段往事,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。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,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,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,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。
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,却懂得乘势借风,投资生利。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,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——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。所以,他果断抓住了机遇,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,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,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。
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,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,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,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。就这样,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,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,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。
实际上,从1927年“蒋光头”定鼎南京,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,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“十年建设”黄金时期。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,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,甚至使“实业救国”、“科学救国”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。
只可惜,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。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,还尚未丰满,就又遭到外敌入侵。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、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,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。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之后,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,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,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,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,或是被迫千里流亡。
倾巢之下,焉有完卵?国难当头,洪家也未能幸免。京津沦陷后,在日本人的“限粮政策”下,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,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,所以只好赔本维持。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,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。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、特务轮番勒索。最不幸的,是随着战火的蔓延,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,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,寥寥无几。
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。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,他就偷偷下手安排,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,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。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,洪禄承这才知道,原来为以防万一,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。
到达沪海后,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,在租界里醉生梦死,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,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、减少损失的方法。
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,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,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,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,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、咖啡馆、舞厅和夜总会,并很快赚了大钱。因此抗战胜利后,再回到京城时,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,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、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。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,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。不过,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,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。
之后的三年,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,“劫收大员”满天飞,借没收“敌产”之名大肆中饱私囊。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“孤儿”状态。在那时,要想维持一份产业,可说是战战兢兢、惨淡经营,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,同时也面临着蒋、宋、孔、陈“四大家族”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。
内战起后,蒋管区物价飞腾,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,兑换成一钱不值的“金圆券”。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,神仙也无力回天。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“蒋该死”,并私下宣称“三民党不亡,没有天理”。因而在内战时,我国的工商阶层,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,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。
在这种背景下,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,也无可作为。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,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,着实已经不错了。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,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。
1949年,大军狂飙席卷。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,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。
江山底定初期,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,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,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。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,不是洋行买办,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“人民”,是所谓开明的“民主人士”。乃至在国旗中,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。
在这时,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,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。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,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。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,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。
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,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。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、职务都有。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,习惯低调行事,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,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,只肯顶个“工商界人士”的名头。
此外,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。在经济管制上,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,新政权强制没收的,也只针对官僚资本、敌伪财产。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,除了恢复生产、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,只是“利用、限制、改造”。
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,一直持续到1952年。而在这段时期内,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。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,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。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,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,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。
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,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,仔细打量,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,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。
从1950年起,不断有各界的“群众运动”被发动。如知识分子的“思想改运动”,又比如“土改”、“镇反”、“肃清反动会道门”等等。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,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,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,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。不过,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,也没有政策约束,其中的过激行为、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。总之,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,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。
就是从这时起,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,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。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,既不去过问政治,也不敢多赚钱,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,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。
没多久,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“学习国家政策,积极自我教育”的群众运动,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“原罪”。心虚之下,为了“赎罪”,他首先积极响应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”运动,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,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。接着,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,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。果然,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,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,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。
如果历史是公平的,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,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。只不过,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,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。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,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。
洪禄承哪里会想到,仅隔两年,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。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,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,却根本无人相信。历史就是这么可悲,旁人冷笑中的一句“资本家还能爱国吗?”,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。</p>